我今年97岁，入党已有74年。回首过往，我始终坚守着19岁时便深植于心的信念：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。

成长于抗战歌曲和前线战事故事的年代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遵从父母意愿，我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攻读医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毅然走上街头，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并为战士和民众进行演出。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便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，我耐心指导，逐一纠正。大家认为我“挺明白”，便推举我担任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就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要下，不知不觉地开始了。

文工团的经历，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大山深处，我听到当地民众随口唱出的朴素歌声，那般真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源自人民，理应服务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动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攻读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、欣赏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今天的成长，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回馈人民，用我的专业所长报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组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并继续承担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其本质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这绝非终点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推动民族文化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、富有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这些年，人们常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已年过九旬却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但这不过是因为我认为该做的事情，便竭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是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七个小时的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值得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领军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以及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，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未曾成就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力所能及之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了微薄的力量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十分珍惜每一次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